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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戊午科场案:登峰造极的舞弊手段

2015-04-16 | 查看2426次 | 来自:同文文化

    中国历史上几宗最大、最惨烈的科场舞弊案,都发生在制度最细密的有清一朝;而登峰造极者,莫过于咸丰八年的那一场戊午科场大案。

晚清顺天贡院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一位身在山西的举人刘大鹏听闻后顿感“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

  这种巨大的失落感来自于对科举制度的依赖与热望。如史学家罗志田所言,延绵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适应了耕读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开启了一条上升通道。从理论上,任何身家清白的男性都有可能通过考试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它在行动和制度上落实了中国传统的“布衣卿相”梦想。古往今来,无数士子将一生押在科举考试上,期望一朝跃龙门,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旁门左道自然应运而生。伴随着科举考试的,是永远无法彻查杜绝的舞弊行为。夹带、抄袭、冒籍、倩代……即使清廷制定了《钦定科场条例》,将科举考试纳入法律范围,也无法抑制这轰轰烈烈的舞弊风气,终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中国历史上几宗最大、最惨烈的科场舞弊案,都发生在制度最细密的有清一朝;而登峰造极者,莫过于咸丰八年的那一场戊午科场大案。

  “条子”牵出舞弊大案

  咸丰八年(1858),农历八月,又是一个大比之年。

  这一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选中的是63岁的柏葰。八月六日,接到任命,他即刻与两名副主考官—兵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在午门外坐上亮轿,直奔崇文门的贡院。

  顺天乃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又是录取举人最多的一省,首场试题都需由皇帝“钦命”,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顺天乡试主考官必须由进士出身、具有真才实学的一二品大员担任。柏葰于咸丰六年(1856)升任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又任职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秩为从一品,已近人臣顶峰。年过花甲而能再掌北闱大典,不禁让他喜出望外。

  乡试三场,八月初九开始,至十六日结束。虽然十来天里也发生了种种让人手忙脚乱的事情—例如考卷用纸来迟差点来不及刻印、官员互相怄气等等—但总算都一一解决,平平安安到了九月放榜。柏葰走出内龙门,鹿鸣宴后,便接到圣旨,“补授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再上层楼成为正一品大员,大学士而兼军机大臣,“真宰相”也。

  得意忘形的柏葰此时定然早忘了乐极生悲这句古话。然而他的人生最终却印证了它。

  最初的问题来自于一位文艺爱好者。爱好票戏的满洲生员平龄荣登举人榜第七名,令众人哗然,纷纷传说“优伶亦得中高魁矣”!旗人禁止登台唱曲,然而平龄不过是个票友,勉强过关。此时却有御史孟传金密奏平龄的朱卷与墨卷不符,咸丰帝立即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陈孚恩和全庆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此事。复查之下,果然他的试卷有七处错字,更要命的是,拔萝卜带出泥,有问题的试卷一下子激增到50本之多!柏葰即刻被革职,一夜之间从云端掉落泥地。

  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在审查平龄的过程中,发现了更严重的“条子”问题,柏葰与副主考官程庭桂都卷入其中:兵部主事李鹤龄帮广东士子罗鸿绎订正关节,代他向同考官浦安送条子,柏葰则受嘱托最终录取了罗鸿绎。而程庭桂的问题更严重,他的儿子程炳采在场外大收条子,其中不乏当朝大员家递来的,包括陈孚恩的公子陈景彦。程炳采将5张条子藏在座垫里让家人带给父亲,虽然程庭桂在左思右想后烧了条子没有录取这几位舞弊者,但他儿子的行为已足以让咸丰帝震怒。

  “条子”是戊午科场案的关键核心问题,那么,何谓“条子”呢?这又要从科场上的种种舞弊行为说起。

  登峰造极的舞弊手段

  科举发展至清代,登峰造极,而舞弊手段也是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

  最方便便宜的当然是夹带小抄。袖珍版《四书五经》和写满蚊脚细字的小纸条至今还能看到,让人感叹“一考定终身”的制度的确能激发人走歪门邪道的智慧。从鞋底到帽缨,从座垫到糕饼,甚至嘴巴和肛门,凡是能藏纸条的地方,都有人尝试过。乾隆九年(1744)顺天乡试查出了几十个夹带小抄的士子,在贡院外号枷示众,竟吓得2000多名心怀鬼胎的士子连试都不要考了,落荒而逃,贡院外蝇头小抄散落一地。乾隆闻讯大怒,他详细规定了此后应考士子的衣服鞋袜、笔管砚台等等必需品的形态,甚至规定糕饼必须切成小块,考篮也得编成玲珑格眼式样。入贡院时更有两道严格的检查,要脱衣赤足,检查下体,不禁令考生感慨“负凳提篮混似丐,过堂呼号直如囚”。

  冒籍与倩代也是两种常用的舞弊手段。冒籍类似现代的“高考移民”,就是假冒籍贯去名额较多或士子水平较低的省应试,以增加录取概率。倩代顾名思义就是找枪手,花费会较贵,不过古代并无照片,准考证上的描述不过是些“面白”、“身中”之类模糊的词语,因此只要打通关节,找到愿意冒险的人,确也可行。当然,倩代的代价较夹带要大得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西士子岑照花了300两银子找人代考,居然得中解元,被揭发后立即处斩。不过晚清时期,尤其是在县试中,请枪手已是常事。譬如鲁迅先生,当他去南京读书后,家人为了保留他的进学资格,也曾找人代他参加府试。此时枪手的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不过银元两元。

  另有一种偷龙转凤的舞弊手法,与倩代类似,但昂贵许多,那就是换卷。如嘉庆三年(1789)的湖南乡试中,湖南士子傅晋贤求功名心切,狠心拿出1200两银子,交给书吏樊顺成,请他帮忙。樊某买通了内场书吏罗文秀,在发榜前,将第一名彭峨的试卷偷偷抽出,把卷首的姓名、祖籍、三代等项裁割下来,换上了傅晋贤的。发榜后,傅某果然得中解元,十分风光。幸而彭峨在考试后放榜前曾将他的答卷默写一份送给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留下了证据,因而才能最终昭雪。事发后,傅、樊、罗三人即刻处死,一命呜呼。在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中,据野史记载,也有换卷行为。柏葰找到一本“文理荒谬”的卷子,认定乃是“识字无多”的平龄的,于是用一本“佳卷”暗暗替换,使他得中举人。当然,从清代档案来看,此乃谣言,但也证明换卷这种手法的屡禁不止了。

  这几种舞弊手法常年盛行不衰,而“条子”则特兴盛于晚清时期。

  清人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这样定义“条子”:“条子者,裁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文字,以为记验。……凡意欲所取者,凭条索之,百不失一。”

  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就是说考生与考官约定,在文章的某些地方(一般是某段的开头或结尾)使用特定的字眼,通常是如“夫”、“也”等虚字,为防止巧合情况出现,一般要订三、四处,考官阅卷时,就拿着条子细心比对,见吻合者辄录取。虽然科举考试的试卷上名字都糊掉了,而且会另外雇人誊写,让考官看不出笔迹,但有了这套暗号,种种防范措施都于无形中失效了。

  一品大员喋血菜市口

  戊午科场案查清后,接下来就是分别给予处分。

  文艺爱好者平龄早就在狱中病死了,秋天才升任一品的柏葰,被判与同案另三人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一起“斩立决”。咸丰帝为了表明严惩科举弊案的决心,甚至不顾清代200多年来的规矩,绝不在行刑前临时赦免一品大员。次年早春,四人一起被拉到菜市口,恰是柏葰的对头肃顺来当监斩官,据《暝庵杂识》记载,得意的肃顺还伤口撒盐,笑问了一句“七哥来早?”。刽子手手起刀落,四人顿往鬼界报到。

  仗着父亲是副主考官在外收集条子的程炳采,被绑赴菜市口立刻斩首,以儆效尤。他的老父程庭桂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至于其他几个曾经递条子的大员子弟,则一律发配往新疆。

这几名身娇肉贵的公子哥儿一听说要到边荒之地,都十分惊恐,幸而此时恰逢与太平天国交战,国库空虚,此时为了筹措军费,原本不能捐银赎罪的重犯们,也不时获准缴赎。于是大员们纷纷在外活动,公子们则纷纷上疏,一面自责,一面强烈要求捐银赎罪。

  有钱能使鬼推磨,皇帝也有窘迫的时候,在宣布将他们发配新疆一个月后,四名案犯被批准花钱消灾,又过了两个月,剩下的三人也依样画葫芦花钱买了个平安。御史陈庆松不识时务,进言“赎罪太骤”、“视法太轻”,反让咸丰帝不快,奏折被“留中”,不了了之。其余涉案人员,或降职,或罚俸,不一而足,然而也无关紧要—哪个京官靠吃干俸过日子呢?

  清代,亦可说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一场舞弊案就此落幕,柏葰成为因舞弊被杀的品级最高的官员,在科举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笔。此后清代再无出过大的科场案,倒不是因为柏葰的死震慑力太强,只是当腐败舞弊变为常态时,大家早已不记得正常的制度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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